《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简介

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社科研究项目《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问题研究》不久前已通过专家鉴定并经全国哲学科学规划办公室审核，验收合格，正式结项。专家认为，这个课题成果在我国“第一次系统地涉及我国新闻实践、新闻管理和新闻法制研究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很有实际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课题所研究的问题是当前新闻工作实践中的普遍现象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从纵横两个方面对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作了比较充分的研究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新闻业务部门和立法机关都有参考价值。”

这项课题是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些资料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和新华社以及除西藏等少数省份以外的20多家省级机关报、有代表性的地区报纸提供的各自有关重大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的典型事（案）例近200件，通过计算机处理，按照预先设计的方案进行列表，并对上述典型事（案）例按照时间、新闻缘由、批评（舆论）对象、批评结果等项目进行统计；包括我们党有关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方针、政策，国家有关舆论监督和新闻纠纷的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国外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等国家和其他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法律规定；还包括从1983年1月我国第一起法院审判的新闻纠纷到1994年10月的180起“新闻官司”的有关案例审理情况和分析数据等。

朱基总理最近指出：“舆论监督非常重要，它对于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同时，也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见1998年10月8日《光明日报》）但是舆论监督到底是公民的权利还是新闻媒体的权利即它的主体是谁；它的监督对象即它的客体又是谁？新闻界、法律界对此有种种说法。总报告从政治和法律两个角度对此作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它认为，“舆论监督是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具体化，是新闻媒介表达公民对于国家事务及与公共利益有关事务的监督。”这个定义是基于以下的分析：“从本质（政治）意义上说，舆论监督的主体无疑是人民大众，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作为一种法定权利，舆论监督）主体应是能够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责任）的个体，人民大众是一个抽象的群体概念，它不仅不能承担义务（责任），而且如果不通过传播者也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利。所以，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媒介才是能享有舆论监督权利和承担由此引起的义务（责任）的法律意义上的主体。”

“舆论监督的客体（对象），从理论上说，应是除了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对象和现象以外的所有社会关系、对象和现象。”“但舆论监督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它不仅受到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的制约，而且在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在一般情况下，它由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基本任务所决定。”“总之，在舆论监督对象问题上，既不能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又不能消极等待，无所作为。”

“与舆论监督的客体（内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舆论监督的表现方法（形式）问题。批评报道应该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但舆论监督的外延比批评报道更为广泛，对社会政治问题、社会现象进行公开报道、评论和开展讨论，对陈旧的思想观念和不符合实际的主张进行不指名的抨击，同样可以起到舆论监督的效应。”《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高层次的舆论监督的一次成功例子。

总报告比较详细地分析了舆论监督的特点和在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它认为我国舆论监督体系包括党内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总报告简要分析了前五种监督的主体、客体和特点以后，着重论述了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是六大监督中最为特殊的一种监督。它不具备党内监督、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所具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没有特定化、具体化的监督对象，但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又颇具威力，而且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与民主监督（例如民主党派的监督）一样是“软”监督，但本质上是人民大众的监督，是一种现代民主国家都很重视运用的一种监督。它与其他监督相比，具有以下特点：“群众性”、“广泛性”、“公开性”、“及时性”。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组成我国的监督体系，它与其他监督互相配合，监督和制约着各种权力，同时它也接受其他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总报告在回顾我国舆论监督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在充分肯定舆论监督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还指出舆论监督还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和问题：有关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极少数新闻媒介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事实和分寸掌握不好，导致新闻侵权纠纷；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效应尚须进一步提高等。